丁玲小说女性话语的现代建构       陶丽萍            

丁玲小说女性话语的现代建构       陶丽萍             　　摘要：丁玲以强烈的女性意识，表现中国女性在封建男权文化压迫下的全部痛苦记忆和解放希冀。在文化立场、人物形象与叙事话语上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先锋色彩，给后世女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艺术资源。 　　关键词：女性意识；生命；女性话语；先锋性 　　中图分类号：1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4-0106-04 　　 　　丁玲的创作始终引领着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钱谦吾曾赞誉她“表现了‘Modern Girl’的新姿态”，认为其小说“从内容到手法都是现代化的”。从自觉的女性意识出发，她始终或隐或显地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对女性主体进行深层观照，在女性与外部世界多重复杂关系的独特发现与描写中，刻划了一批执着大胆、崇尚自由的个性解放女性形象，表达其对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的深层思考，赋予文本强烈的探索性和先锋性特征。 　　 　　一、激越深层的文化反思与批判 　　 　　承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思潮的余绪，丁玲初登文坛便以其特有的惊世骇俗的思想，孤独而倔强的反抗姿态震惊于世。她从女性视角切入现实，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男性与女性、女性物质与精神的多重文化冲突中，表达女性个体生命与精神世界的痛苦、压抑与挣扎，探究女性解放的精神出路。在强烈的个性意识、女性意识烛照下。对男权中心文化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彰显出超越同时代许多作家的抒写力度与深度。 　　受西方现代人文思想与都市生活的影响，丁玲早期对都市文明与传统文化激烈碰撞下，知识女性生存状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作为一个现代女性，丁玲异常敏锐地洞察到都市在对女性意识觉醒刺激与张扬的同时，还对女性生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其小说一开始便超越了“五四”女作家单纯表现对封建家庭的反叛和自由爱情婚姻追求的文化母题，而突出表现觉醒女性精神上强烈的幻灭感，书写与传统宗法伦理社会切断了脐带的知识女性，面对现代都市男性中心社会无法找到最后的精神归宿的孤独、寂寞与失落，无情地揭示都市文明“神话”的虚妄。在她笔下，都市不再单纯是青年理想的光明之地，而是一个精神普遍退场，充满了欺骗与欲望，诱惑与幻灭的黑暗之所。从封建家庭走出的叛逆女性们在都市的各种病态里，宿命地面对着外在异化或内在异化的社会处境。纯洁、漂亮的梦柯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偏僻的家乡来到大城市求学，但从学校、上流人家到影棚，所见都是一个“纯肉感的社会”，她反抗、挣扎，却无出路，只有隐忍，一步步沦为色情商品。而莎菲作为具有叛逆精神的知识女性，自尊高傲，憎恨卑俗。但在都市里却看不到一个理想的人和一样理想的东西，陷入欲望与灵魂的分立中，承受着追求之后失望与失落的沉重精神打击。她们最后的孤独，不仅表明对中国社会城乡两种不同生活形态的双重失望与拒斥，同时折射出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深刻怀疑和否定。 　　上世纪30年代以后，个人叙事日益消解于时代、民族、阶级的宏大叙事，表现个人与时代的融合成为时代的共鸣。但丁玲却以其女性敏锐的直感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发现了解放区新的政治体制下女性的生存困境。秉承“五四”个性主义传统，丁玲从女性视角切入当下民族解放的时代潮流，描写女性被歧视被压抑的命运，反思、批判革命队伍和解放区的各种封建痼疾，并以丁玲式的孤高倔强坚守自我，表达她对“女性与革命”、“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深层次的独特思考，成为解放区特定语境下中国女权意识最前沿的发言人。《在医院中》的陆萍是一个来自国统区的追求进步的知识女性，她正直热情，坚韧执着，富于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渴望解放区新的生活，但面对愚昧落后，充满怠惰的环境，却显得那样格格不入，成为医院里的“怪人”，处处是异样的眼光和非议。孤立中，她依然坚持己见，以强烈的个性精神反抗旧的传统，但最后只有黯然离开。陆萍的出走折射着解放区群体价值对个体价值贬抑，以及新的男权体制对女性个体存在漠视与压抑的阴影，表达出作者对当时流行的“革命拯救女性”文学程式的大胆质疑。《我在霞村的时候》里为了革命需要，牺牲自我，充当日本随军妓女的贞贞，在霞村却受到来自男性和男性话语统治下的社会公共舆论势力的无情排斥。男人们带着猥琐的表情指责她的“性”堕落，妇女们则“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已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最后，只有远离家乡。在批判封建文化时，蕴藏着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对立的深刻文化内涵。显然，丁玲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对女性价值与命运的探索，超出了个性独立的单一文化层面，而与复杂的社会与政权体制结合起来，代表了20世纪女性解放的最高认识水平。 　　如果说丁玲在冷静犀利的对外部世界审视中，表现着女性对男权文化高视阔步的极端反思与抗争，那么，她还以极其过人的胆识，直面女性生命内部现实，在个体精神世界的内在冲突与对抗中，表达男女各自复杂的精神差异以及女性自身潜藏的精神危机。 　　“五四”新女性在个性解放的旗帜下勇敢地走出了“家”的大门，但却是一些仍带着镣铐的囚徒。长期封建文化的控制与浸染，使“父的名，父的法内在化”，并作为集体的无意识“被纳入新的象征秩序之中”，叛逆的女儿们便生活在这无处不在的“理智”的巨大阴影下。年轻的阿毛受到都市文明的诱惑，内心向往都市生活的美好，双脚却深陷封建思想的泥潭，将生活欲望的实现全部寄托在男人身上，最后只有在幻灭中毁灭了自己；霞村的女人们则以封建的贞操观给贞贞投去了刺痛的一击；而莎菲灵魂深处痛苦的绝叫，真正来自于其内心呻吟与外在权力恐吓的矛盾挣扎之中。无论是莎菲时时为着“被一种色的诱惑而堕落”的恐惧压制着自己的情欲，还是寻找种种理由阻止自己接近凌吉士，实质上都反映了男性话语中心结构下社会权力意识形态对女性本体的压抑。丁玲深刻之处正在于她“在对女性先锋性意识的袒露中表现出女性被男权话语奴役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无助”。 　　不仅如此，丁玲还深入现代新式婚姻、家庭内部，冷静审视，揭示其间所隐藏的矛盾与陷阱，表达自己深刻的怀疑和否定。在她看来，自由恋爱与婚姻家庭并不是妇女解放的出发点与归宿，仅有物质上的满足与享乐，而失去了女性精神上的平等与独立，婚姻则不啻为女性的牢笼与坟墓。《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知心的蕴姐不断地哀叹婚姻的不幸与绝望，最后抑郁而死。在《梦柯》中，作者借描写表嫂婚姻的不幸，感慨：“旧式婚姻中的女子，嫁人也等于卖淫。只不过是贱价而又整个的”，认为婚姻是使女人堕落的合法形式。《一九三○年春上海》里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美琳，最终逃离温馨家庭，自觉远离爱情、家庭的羁绊，投身社会革命的人生抉择，表达其对传统女性角色与身份的反叛，呈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这里，丁玲以超前的眼光，对“五四”初期女作家的自由与理想爱情神话进行了无情解构，从女性 　　摘要：丁玲以强烈的女性意识，表现中国女性在封建男权文化压迫下的全部痛苦记忆和解放希冀。在文化立场、人物形象与叙事话语上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先锋色彩，给后世女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艺术资源。 　　关键词：女性意识；生命；女性话语；先锋性 　　中图分类号：1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4-0106-04 　　 　　丁玲的创作始终引领着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钱谦吾曾赞誉她“表现了‘Modern Girl’的新姿态”，认为其小说“从内容到手法都是现代化的”。从自觉的女性意识出发，她始终或隐或显地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对女性主体进行深层观照，在女性与外部世界多重复杂关系的独特发现与描写中，刻划了一批执着大胆、崇尚自由的个性解放女性形象，表达其对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的深层思考，赋予文本强烈的探索性和先锋性特征。 　　 　　一、激越深层的文化反思与批判 　　 　　承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思潮的余绪，丁玲初登文坛便以其特有的惊世骇俗的思想，孤独而倔强的反抗姿态震惊于世。她从女性视角切入现实，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男性与女性、女性物质与精神的多重文化冲突中，表达女性个体生命与精神世界的痛苦、压抑与挣扎，探究女性解放的精神出路。在强烈的个性意识、女性意识烛照下。对男权中心文化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彰显出超越同时代许多作家的抒写力度与深度。 　　受西方现代人文思想与都市生活的影响，丁玲早期对都市文明与传统文化激烈碰撞下，知识女性生存状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作为一个现代女性，丁玲异常敏锐地洞察到都市在对女性意识觉醒刺激与张扬的同时，还对女性生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其小说一开始便超越了“五四”女作家单纯表现对封建家庭的反叛和自由爱情婚姻追求的文化母题，而突出表现觉醒女性精神上强烈的幻灭感，书写与传统宗法伦理社会切断了脐带的知识女性，面对现代都市男性中心社会无法找到最后的精神归宿的孤独、寂寞与失落，无情地揭示都市文明“神话”的虚妄。在她笔下，都市不再单纯是青年理想的光明之地，而是一个精神普遍退场，充满了欺骗与欲望，诱惑与幻灭的黑暗之所。从封建家庭走出的叛逆女性们在都市的各种病态里，宿命地面对着外在异化或内在异化的社会处境。纯洁、漂亮的梦柯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偏僻的家乡来到大城市求学，但从学校、上流人家到影棚，所见都是一个“纯肉感的社会”，她反抗、挣扎，却无出路，只有隐忍，一步步沦为色情商品。而莎菲作为具有叛逆精神的知识女性，自尊高傲，憎恨卑俗。但在都市里却看不到一个理想的人和一样理想的东西，陷入欲望与灵魂的分立中，承受着追求之后失望与失落的沉重精神打击。她们最后的孤独，不仅表明对中国社会城乡两种不同生活形态的双重失望与拒斥，同时折射出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深刻怀疑和否定。 　　上世纪30年代以后，个人叙事日益消解于时代、民族、阶级的宏大叙事，表现个人与时代的融合成为时代的共鸣。但丁玲却以其女性敏锐的直感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发现了解放区新的政治体制下女性的生存困境。秉承“五四”个性主义传统，丁玲从女性视角切入当下民族解放的时代潮流，描写女性被歧视被压抑的命运，反思、批判革命队伍和解放区的各种封建痼疾，并以丁玲式的孤高倔强坚守自我，表达她对“女性与革命”、“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深层次的独特思考，成为解放区特定语境下中国女权意识最前沿的发言人。《在医院中》的陆萍是一个来自国统区的追求进步的知识女性，她正直热情，坚韧执着，富于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渴望解放区新的生活，但面对愚昧落后，充满怠惰的环境，却显得那样格格不入，成为医院里的“怪人”，处处是异样的眼光和非议。孤立中，她依然坚持己见，以强烈的个性精神反抗旧的传统，但最后只有黯然离开。陆萍的出走折射着解放区群体价值对个体价值贬抑，以及新的男权体制对女性个体存在漠视与压抑的阴影，表达出作者对当时流行的“革命拯救女性”文学程式的大胆质疑。《我在霞村的时候》里为了革命需要，牺牲自我，充当日本随军妓女的贞贞，在霞村却受到来自男性和男性话语统治下的社会公共舆论势力的无情排斥。男人们带着猥琐的表情指责她的“性”堕落，妇女们则“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已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最后，只有远离家乡。在批判封建文化时，蕴藏着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对立的深刻文化内涵。显然，丁玲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对女性价值与命运的探索，超出了个性独立的单一文化层面，而与复杂的社会与政权体制结合起来，代表了20世纪女性解放的最高认识水平。 　　如果说丁玲在冷静犀利的对外部世界审视中，表现着女性对男权文化高视阔步的极端反思与抗争，那么，她还以极其过人的胆识，直面女性生命内部现实，在个体精神世界的内在冲突与对抗中，表达男女各自复杂的精神差异以及女性自身潜藏的精神危机。 　　“五四”新女性在个性解放的旗帜下勇敢地走出了“家”的大门，但却是一些仍带着镣铐的囚徒。长期封建文化的控制与浸染，使“父的名，父的法内在化”，并作为集体的无意识“被纳入新的象征秩序之中”，叛逆的女儿们便生活在这无处不在的“理智”的巨大阴影下。年轻的阿毛受到都市文明的诱惑，内心向往都市生活的美好，双脚却深陷封建思想的泥潭，将生活欲望的实现全部寄托在男人身上，最后只有在幻灭中毁灭了自己；霞村的女人们则以封建的贞操观给贞贞投去了刺痛的一击；而莎菲灵魂深处痛苦的绝叫，真正来自于其内心呻吟与外在权力恐吓的矛盾挣扎之中。无论是莎菲时时为着“被一种色的诱惑而堕落”的恐惧压制着自己的情欲，还是寻找种种理由阻止自己接近凌吉士，实质上都反映了男性话语中心结构下社会权力意识形态对女性本体的压抑。丁玲深刻之处正在于她“在对女性先锋性意识的袒露中表现出女性被男权话语奴役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无助”。 　　不仅如此，丁玲还深入现代新式婚姻、家庭内部，冷静审视，揭示其间所隐藏的矛盾与陷阱，表达自己深刻的怀疑和否定。在她看来，自由恋爱与婚姻家庭并不是妇女解放的出发点与归宿，仅有物质上的满足与享乐，而失去了女性精神上的平等与独立，婚姻则不啻为女性的牢笼与坟墓。《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知心的蕴姐不断地哀叹婚姻的不幸与绝望，最后抑郁而死。在《梦柯》中，作者借描写表嫂婚姻的不幸，感慨：“旧式婚姻中的女子，嫁人也等于卖淫。只不过是贱价而又整个的”，认为婚姻是使女人堕落的合法形式。《一九三○年春上海》里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美琳，最终逃离温馨家庭，自觉远离爱情、家庭的羁绊，投身社会革命的人生抉择，表达其对传统女性角色与身份的反叛，呈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这里，丁玲以超前的眼光，对“五四”初期女作家的自由与理想爱情神话进行了无情解构，从女性 自身角度探索女性生存意义，使女性话语从对传统父权文化的抗拒转移到男女两性整体关系的审视上，体现出与“五四”女性作家不同层次的女性现代意识的真正觉醒。 　　 　　二、恣意坚执的女性生命意识追求 　　 　　日本学者中岛碧指出：“丁玲是近代中国文学中最早而且最尖锐地提出关于‘女人’的本质、男女的爱和性的意义的问题的作家。”在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里，女性一直作为男性欲望统治的对象，始终处于被动、客体地位，其真实的欲望追求与表达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丁玲以独特的感应力和叛逆性，异常大胆地描写了女性个体的生命意识，甚至是女性意识中最隐秘的冲动与性欲望，在与男性的情感肉体纠葛中，在自我灵与肉的矛盾挣扎中进入到对女性本质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和性别差异进行挑战与彻底颠覆。 　　在丁玲小说中，“生命”首先表现为女性的本能欲望与生命中自然冲动。数千年来，女性的性爱意识和体验长期受到男权文化体系的压抑，性欲表达或流于色情，或视为邪恶，丁玲超越“五四”以来性爱表现的文学传统，抛弃世俗的道德标准，还女性性欲以自然、合理的生命本真，女性的性觉醒、性体验第一次毫无顾忌地得到文学表达。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仿佛成为女性欲望的化身，她渴望爱情，渴望男性的拥抱和爱怃。第一次见到凌吉士就被他的美貌所吸引，渴求凌吉士“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并因欲望不能满足而感到“心像被许多小老鼠啃着一样，又像是一盆火在心里燃烧”，为接近他，用尽了心机，即使在认清了凌吉士的伪君子面目后，仍无法割舍对他的依恋，渴求“他能把我紧紧地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女性生命底处的渴望、怡悦与不得满足的苦闷张扬达到一种疯狂的地步。阿毛在现代文明的诱惑下，沉睡的性意识逐渐觉醒，她要求丈夫给她更多“爱的谑浪”，甚至每天站在山上渴求城里男人将她抢走，女性欲望热烈而灼人。《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屋里》从本色体验出发，借妓女这种特殊的人生，将女性无所约束的性敏感、性体验表现得异常大胆。作者彻底背离男性文学传统，把原始情欲当做正常的人性来表现，揭示这种自然人性的单纯美和情感美，表现摆脱传统“性依附”后的自由快乐。 　　其次，“生命”还表现为对个性独立意识的执着追求。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是在与生存环境的抗争之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斗志。她们独立、自我、倔强、执着，不受环境左右，勇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女性自我和自我精神上都达到超出于“五四”新女性的现代精神高度。阿毛不满于现实中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以及无爱的婚姻，向往现代文明的新生活，几度挣扎与幻灭后，以毁灭自己来表达内心的不屈服。贞贞不幸遭受非人的凌辱后没有痛不欲生，而是顽强地抗争，以坚韧的意志力面对周围的不理解和流言蜚语，甚至拒绝了带有施舍意味的婚姻。最后，她奔赴延安，在命运的自我主宰中获得了新生，女性的主体生命意识得到最大的凸显与张扬。即使是在两性关系上，她们也彻底摆脱了传统女性对男性的精神依附，不再甘于成为男性的附庸或者男性欲望的工具，而是站在与男性平等，甚至更高的精神层面，大胆地打量、坚决主动地选择自己的性爱对象，追求一种灵肉相谐的爱情理想。梦柯坚执地守护着自己选择的权利。面对三个追求她的男人，在看透了他们仅“希望能够从她身上得到欲望的满足”的卑劣用心后，全部拒于门外，显示了精神上的自主。莎菲始终站在与男子平等的角度选择爱情与生活。追求与爱相伴而来的更高层次的精神融合。因此，她一面同情胆怯懦弱的苇弟，无法爱他；另一面，虽然被凌吉士吸引，但发现他庸俗市侩的本性后，毅然将其一脚踢开，最终以漂泊与孤独换取了对自我精神独立和人格尊严的坚守。 　　这种对独立自由生命的执着追求有时还以变态扭曲的形式夸张地表现出来。在《暑假中》、《一个男人与女人》、《岁暮》等小说中，丁玲大胆突破社会为女人设下的种种禁区，深入女性意识深处，将女性经验推向极致，描写同性恋、婚外恋，以及种种女性自恋、自虐、自赏等扭曲变态的情感。以生命本真形态的描写，反映女性生活的单色调与精神上的空虚，展现出女性在人生意义探询过程中灵魂深处所产生的焦虑以及无所适从的生命状态。以“粗狂的战叫”表达对男权文化的大胆反抗与颠覆，在与环境的抗争中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意义。 　　正是在女性强烈生命意识的烛照下，丁玲一反传统的男性话语逻辑，对男女两性关系进行颠覆性设置。她将女性作为小说文本的欲望主体，而男性则成为女性文化的观照对象，作为背景和陪衬而存在。我们看到，莎菲们始终站在主动地位，以女性的骄傲而锋利的目光居高临下地审度着一切，随心所欲地支配、征服男人于股掌之间。曾经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男性显得是那样猥亵、丑陋，苍白、无力。来自国立艺术院的高大男人，在点燃阿毛内心激情后却最后选择无奈地逃避，显出内里的“无力”；苇弟老实却怯懦委琐，凌吉士英俊却卑劣市侩；阿毛的丈夫愚笨而麻木，还有晓淞、澹明玩弄梦柯的虚伪和冷酷。面对男性的弱和丑，莎菲们以“王者”的姿态自信地投去轻蔑的一瞥，完成了对男权文化传统的一次华丽的转身。由此，丁玲也成为西方女权主义写作在中国的一个源头。 　　 　　三、个性化的女性叙事话语建构 　　 　　长期以来，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不仅丧失了作为女性的意识与权利，而且女性的形象和行为规范，女性的性别角色和价值，女性的文化符号与话语系统都是由男性创建的。女性创作不可避免地总是陷入男性话语的圈套里，满足着男性传统的审美期待和想象。丁玲以极大的勇气和文体自觉；在叙事意识、结构方式等文学形式意义上对男性中心写作传统进行颠覆，在独立表现女性个体精神空间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小说中，她一扫女性传统的温婉、浪漫，采用一种内倾的、独语式的个人化叙事话语，对女性的独有生存经验作细致、大胆的现代剖析，直白地袒露女性的自我体验、情爱欲望和性别意识，焦灼、凌厉的叙事话语赋予其创作迥异于以前的别样风采。 　　丁玲的女性小说大多采用内聚焦叙述，通过日记体、书信体对确定聚焦对象进行集中描写，直率、大胆地袒露女性自我深刻而细腻的生命体验和人格独立的渴求，这使她的小说带有浓重的主观情感色彩和自叙传特点。《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女性对人生的追求与精神上的苦闷徬徨。通篇采用莎菲的心灵独白，没有任何掩饰，在赤裸炽热的情感宣泄中，莎菲的疯狂、孤傲、不柔顺、不通情理，对爱的炽热追求与渴望，以及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性苦闷全部得到艺术化表达，是真正的女性自我言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也是经过“我”的眼光的过滤与思想的映衬，表现贞贞和陆萍的特定遭遇，揭示农村封建残余思想的腐朽性与根深蒂固。在人物真实自然的内心流程展示中批判环境对个体的压抑。 　　受西方现代主义创作影响，丁玲摒弃单纯的人物外部描写与奇突的情节营构，而着重于人物命运和人物心理的刻画。《莎菲女士的日记》、《自杀日记》、《他走后》、《暑假中》等通过意识流、精神分析以及梦与幻觉等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细致描画觉醒女性深层复杂深邃、盘曲错综的内心世界纠葛，甚至以此结构全篇。为表现莎菲的复杂人性，丁玲以莎菲意绪的流动和直接的自我精神分析展开描写：一方面。她极力想摆脱对凌吉士本能上的迷恋，另一方面却又因与其肉体的接触而心旌摇荡；一会儿，她渴盼苇弟的体贴照顾，一会儿，又生出厌弃无故捉弄他；将人物内心灵与肉、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冲突惊心动魄地刻画出来。《暑假中》通过女教师承淑的白日梦与幻觉的描写，表现知识女性心底的孤独与寂寞。作者从女性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出发，直接进入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捉摸不定的意识流程，赤裸裸地表现出女性心灵的原生态图景，不仅使复杂人性得到深度揭示，而且对读者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力。 　　与人物性格表现相适应，丁玲非常重视语言的表达，强调味道。她将语言进行变异，创造诉诸视觉的各种符号与意象，将艺术意味与生命消息的表达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急促、尖锐、充盈饱满、汪洋恣肆的话语风格，这使她的小说打破了传统女性温婉秀丽的典雅文风，而具有一种男性的洒脱、奔放、酣畅、豪放的气势。如“我有如此一个美的梦想，这梦想是凌吉士给我的，然而同时又为他而破灭，我因了他才能满饮着青春的醇酒，在爱情的微笑中度过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认识了‘人生’这玩艺，而灰心而又想到死；至于痛恨到自己甘于堕落，所招来的，简直只是最轻的刑罚。”(《莎菲女士的日记》)超常规组合的语词，繁密的意念，于腾挪跌宕的语势之中形象表现了莎菲梦想与破灭，爱情与死亡，追求与痛苦的复杂多样情感。 　　丁玲的女性小说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力。她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不懈探求女性的复杂心理世界与精神走向，对女性的存在进行了文学乃至哲学的反思，体现出一种对男权中心文化与传统女性形象史无前例的解构与颠覆，将女性写作最终从男性话语中独立出来。其超前、现代的女性意识和文化品格对同时代和后世的女性文学创作，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思想或艺术影响。 丁玲小说女性话语的现代建构       陶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