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选注》观照李善的修辞观       乔俊杰            

由《文选注》观照李善的修辞观       乔俊杰             　　摘要：李善《文选注》特点之一就是着力挖掘、分析选文的修辞现象，他对《文选》进行训诂的全过程基本浸润了他的修辞观。比如，较早提出“皆喻”(博喻)，把“比拟”并入“比喻”，借他人之言解释“兴喻”，认为句子也是比喻修辞的单位。 　　关键词：《文选注》；李善；修辞观；比喻；征引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7)04-0143-03 　　 　　一、李善《文选注》修辞训诂研究的修辞范畴 　　 　　李善《文选注》在修辞训诂方面，自觉地指出了《文选》作品中的一些修辞手法，主要有以下十七种：比喻、征引、互文、变文、偶辞、假言、连言、反问、详略、连珠、褒贬、敬谦、讳饰、声律、摹绘、仿拟、借代。对以上修辞现象，李善基本上是遇到什么即分析什么，对作者某些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未曾涉及。 　　这些修辞现象的分析，基本贯穿了他对《文选》进行修辞训诂的全过程。当然，并非所有这样的修辞现象都分析得尽善尽美，也并非所有的这些修辞现象都得一一指出。这样做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李善疏漏的某些修辞现象，大多由五臣注补说。因此，笔者分析其半自觉的修辞训诂时，主要是与五臣注比较而言。 　　由于个人观念和时代认识的局限，《文选》中大量存在的其它规律性的修辞现象，李善未能自觉发掘，如唐朝以前就已为学者提出的：反复、顶真、比拟、错综、节缩、藏词、炼字、夸张。至于《文选》中所存在的为后代包括当代学者所指出的修辞现象，也是十分丰富。《文选》是座修辞富矿，深入发掘、训释它的修辞现象，有助于深化“选学”和“修辞”的研究。 　　 　　二、李善的修辞理论 　　 　　李的修辞理论散见于注中。就“比喻”来讲，其论说主要有“《文选卷》六十·颜延年《祭屈原文》：比物荃荪，连类龙鸾。”“善曰：韩子成过急曰：连模拟物，见者以为虚而无用。荃荪，香草也。王逸《楚辞序》曰：善鸟香草，以配忠贞，虬龙鸾凰，以托君子。”按：论比喻的条件，乃性质相似的事物“类”；比喻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同一本体可以用不同的喻体来表达。“《文选卷》二十，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善曰：潘安仁有《秋兴赋》。郑玄《周礼注》曰：兴者，托事于物也。”按：李善借他人之言解释“兴喻”。“《文选卷》三十九·任彦升《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所守既无别理，穷咽岂及多宗喻。”“善曰：吕安《答嵇康论》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也。”按：多喻，多比喻。这是说比喻的运用要精当。“《文选卷》四十二·吴季重《答东阿王书》：夫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逦迤也；奉至尊者，然后知百里之卑微也。”“善曰：《法言》曰：观书者譬如观山，升东岳而知众山之逦迤也，况介丘乎?下旬盖季重自况也。”按：说明句子也是比喻修辞的单位。“《文选卷》四十五·卜子夏《毛诗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风。”“善曰：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按：论讽喻的作用，强调风化风刺，不直接指斥。“《文选卷》四十八·司马长卿《封禅文》：依类托寓，喻以封峦。”“善曰：《汉书音义》曰：寓，寄也。峦，山也。言依事类托寄以喻封禅。按：再论讽喻，强调“依事类托寄以喻”。”“《文选卷》五十八·王仲宣《褚渊碑文》：是以义结君于，惠沾庶类。言象所未形，述咏所不尽。”“善曰：谢庆绪《答郗敬书》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按：指出喻之作用，使至理深玄变得具体形象。 　　遗憾的是，这些观点和修辞术语都散见于划释行文之中李善训释《文选》时，没能系统提出训释《文选》的修辞理论。 　　 　　三、李善《文选注》修辞训诂的价值和贡献 　　 　　李善在《文选》学上的成就，不仅超过了他的同门许淹、魏模和公孙罗等人，而且比他的老师曹宪也有了一大突破，因而成为《文选》学史上的集大成者。 　　首先，《文选》李注，既与秦汉魏晋的训诂一脉相承，又有自己独特的开创意义。王宁先生指出，它在训诂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顺应纯文学作品的注释要求，全面而系统地创建了征引的训诂体式”。 　　在李注以前，古书的注释主要有三种类型：说解式，串讲式，考证式。 　　《文选》李注，就其注释的主要方式来说，与以上三种都不同，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体式，即征引式，主要以钩稽故实、征引出处来达到解词说义的目的。李善还提出了科学的征引体例和原则，即：(1)举先以明后，(2)转以相明，(3)引后以明前，以及“不以文害义”。 　　从李注中引文和说明语义、阐明文意的关系来看，征引式训诂的主要目的，是在寻求注中引文与选文在思想感情和意境上的一致，以便引导读者去体会和欣赏所选的诗文。可以说，《文选》李注已经超越过去经、史、子注释的消除文词障碍这一目的，而成为鉴赏文学作品的导读。这种体式之所以出现于注释《文选》之时，其原因有三：一是由《文选》的纯文学作品的性质决定的；二是由《文选》的语言特点和语言发展的历史现实决定的；三是与汉魏六朝文人追求典雅、大量用典的文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选》所选作品约七百篇，绝大部分作家是当代的鸿儒名士，其作品早则四百余年，晚则怀到百年，其间的变化极小。正如王宁先生所言，与汉代解释先秦经典相比，直接释义的成分并不很重，而沟通汉以后仿古诗文与先秦典籍之间的语言继承关系，适应齐梁诗文善于用典的特点而援引旧籍，又是当时学者不能不做的工作。而且语义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并且要在语境中实现，因而说明其语境是准确释义的必要条件和最佳方法。李氏所谓“诸引文证，或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述也”云云，也是为了适应当时文风的需要，揭示文章的源流关系。可见，征引式训诂的出现，也正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文选注》具有一定的文献资料参考价值。李善《文选注》所引群书，历代文献家都认为是珍本的宝藏，古佚的渊薮。清儒之校勘、辑佚，即大都利用了此书。 　　此书除大量引用古代小学典籍，足供辑佚、考异之用外，书中专为《文选》中文字所作的音释，也是汉语史上的瑰宝。 　　《文选》李注并非个人独刨，而是秉承师说、广辑多方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保存了《文选》成书以来历代传授的内容。其一是继承全书的旧注本，如隋代萧该《文选音义》三卷，曹宪《文选音义》等：其二是继承其中单篇旧有之注，如张衡《西京赋》，存薛综注；扬雄《甘泉赋》，存《汉书》注等等。正如程先甲《选雅自序》所说：“凡先师解说、传记古训、众家旧注，咸着于篇。群言肴乱，折其衷；通用假借，贯其旨。非惟《尔雅》采至四家，小学之属搜至三十有六而己。是故崇贤之注，一训诂之奇书也。” 　　李注虽为广辑，但并非沿袭。李善于其后附之凡例中说：“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其有乖谬，臣乃俱释，并称‘臣善’以别之。”可见，对于旧注，李善也有舍弃而不采纳者。如《藉田赋》李注云：“然《藉田》、《西征》成有旧注，以其释文肤浅，引证疏略，故并不取焉。”李善之创见，可由标明“善曰”之内容中可以 　　摘要：李善《文选注》特点之一就是着力挖掘、分析选文的修辞现象，他对《文选》进行训诂的全过程基本浸润了他的修辞观。比如，较早提出“皆喻”(博喻)，把“比拟”并入“比喻”，借他人之言解释“兴喻”，认为句子也是比喻修辞的单位。 　　关键词：《文选注》；李善；修辞观；比喻；征引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7)04-0143-03 　　 　　一、李善《文选注》修辞训诂研究的修辞范畴 　　 　　李善《文选注》在修辞训诂方面，自觉地指出了《文选》作品中的一些修辞手法，主要有以下十七种：比喻、征引、互文、变文、偶辞、假言、连言、反问、详略、连珠、褒贬、敬谦、讳饰、声律、摹绘、仿拟、借代。对以上修辞现象，李善基本上是遇到什么即分析什么，对作者某些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未曾涉及。 　　这些修辞现象的分析，基本贯穿了他对《文选》进行修辞训诂的全过程。当然，并非所有这样的修辞现象都分析得尽善尽美，也并非所有的这些修辞现象都得一一指出。这样做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李善疏漏的某些修辞现象，大多由五臣注补说。因此，笔者分析其半自觉的修辞训诂时，主要是与五臣注比较而言。 　　由于个人观念和时代认识的局限，《文选》中大量存在的其它规律性的修辞现象，李善未能自觉发掘，如唐朝以前就已为学者提出的：反复、顶真、比拟、错综、节缩、藏词、炼字、夸张。至于《文选》中所存在的为后代包括当代学者所指出的修辞现象，也是十分丰富。《文选》是座修辞富矿，深入发掘、训释它的修辞现象，有助于深化“选学”和“修辞”的研究。 　　 　　二、李善的修辞理论 　　 　　李的修辞理论散见于注中。就“比喻”来讲，其论说主要有“《文选卷》六十·颜延年《祭屈原文》：比物荃荪，连类龙鸾。”“善曰：韩子成过急曰：连模拟物，见者以为虚而无用。荃荪，香草也。王逸《楚辞序》曰：善鸟香草，以配忠贞，虬龙鸾凰，以托君子。”按：论比喻的条件，乃性质相似的事物“类”；比喻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同一本体可以用不同的喻体来表达。“《文选卷》二十，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善曰：潘安仁有《秋兴赋》。郑玄《周礼注》曰：兴者，托事于物也。”按：李善借他人之言解释“兴喻”。“《文选卷》三十九·任彦升《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所守既无别理，穷咽岂及多宗喻。”“善曰：吕安《答嵇康论》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也。”按：多喻，多比喻。这是说比喻的运用要精当。“《文选卷》四十二·吴季重《答东阿王书》：夫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逦迤也；奉至尊者，然后知百里之卑微也。”“善曰：《法言》曰：观书者譬如观山，升东岳而知众山之逦迤也，况介丘乎?下旬盖季重自况也。”按：说明句子也是比喻修辞的单位。“《文选卷》四十五·卜子夏《毛诗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风。”“善曰：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按：论讽喻的作用，强调风化风刺，不直接指斥。“《文选卷》四十八·司马长卿《封禅文》：依类托寓，喻以封峦。”“善曰：《汉书音义》曰：寓，寄也。峦，山也。言依事类托寄以喻封禅。按：再论讽喻，强调“依事类托寄以喻”。”“《文选卷》五十八·王仲宣《褚渊碑文》：是以义结君于，惠沾庶类。言象所未形，述咏所不尽。”“善曰：谢庆绪《答郗敬书》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按：指出喻之作用，使至理深玄变得具体形象。 　　遗憾的是，这些观点和修辞术语都散见于划释行文之中李善训释《文选》时，没能系统提出训释《文选》的修辞理论。 　　 　　三、李善《文选注》修辞训诂的价值和贡献 　　 　　李善在《文选》学上的成就，不仅超过了他的同门许淹、魏模和公孙罗等人，而且比他的老师曹宪也有了一大突破，因而成为《文选》学史上的集大成者。 　　首先，《文选》李注，既与秦汉魏晋的训诂一脉相承，又有自己独特的开创意义。王宁先生指出，它在训诂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顺应纯文学作品的注释要求，全面而系统地创建了征引的训诂体式”。 　　在李注以前，古书的注释主要有三种类型：说解式，串讲式，考证式。 　　《文选》李注，就其注释的主要方式来说，与以上三种都不同，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体式，即征引式，主要以钩稽故实、征引出处来达到解词说义的目的。李善还提出了科学的征引体例和原则，即：(1)举先以明后，(2)转以相明，(3)引后以明前，以及“不以文害义”。 　　从李注中引文和说明语义、阐明文意的关系来看，征引式训诂的主要目的，是在寻求注中引文与选文在思想感情和意境上的一致，以便引导读者去体会和欣赏所选的诗文。可以说，《文选》李注已经超越过去经、史、子注释的消除文词障碍这一目的，而成为鉴赏文学作品的导读。这种体式之所以出现于注释《文选》之时，其原因有三：一是由《文选》的纯文学作品的性质决定的；二是由《文选》的语言特点和语言发展的历史现实决定的；三是与汉魏六朝文人追求典雅、大量用典的文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选》所选作品约七百篇，绝大部分作家是当代的鸿儒名士，其作品早则四百余年，晚则怀到百年，其间的变化极小。正如王宁先生所言，与汉代解释先秦经典相比，直接释义的成分并不很重，而沟通汉以后仿古诗文与先秦典籍之间的语言继承关系，适应齐梁诗文善于用典的特点而援引旧籍，又是当时学者不能不做的工作。而且语义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并且要在语境中实现，因而说明其语境是准确释义的必要条件和最佳方法。李氏所谓“诸引文证，或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述也”云云，也是为了适应当时文风的需要，揭示文章的源流关系。可见，征引式训诂的出现，也正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文选注》具有一定的文献资料参考价值。李善《文选注》所引群书，历代文献家都认为是珍本的宝藏，古佚的渊薮。清儒之校勘、辑佚，即大都利用了此书。 　　此书除大量引用古代小学典籍，足供辑佚、考异之用外，书中专为《文选》中文字所作的音释，也是汉语史上的瑰宝。 　　《文选》李注并非个人独刨，而是秉承师说、广辑多方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保存了《文选》成书以来历代传授的内容。其一是继承全书的旧注本，如隋代萧该《文选音义》三卷，曹宪《文选音义》等：其二是继承其中单篇旧有之注，如张衡《西京赋》，存薛综注；扬雄《甘泉赋》，存《汉书》注等等。正如程先甲《选雅自序》所说：“凡先师解说、传记古训、众家旧注，咸着于篇。群言肴乱，折其衷；通用假借，贯其旨。非惟《尔雅》采至四家，小学之属搜至三十有六而己。是故崇贤之注，一训诂之奇书也。” 　　李注虽为广辑，但并非沿袭。李善于其后附之凡例中说：“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其有乖谬，臣乃俱释，并称‘臣善’以别之。”可见，对于旧注，李善也有舍弃而不采纳者。如《藉田赋》李注云：“然《藉田》、《西征》成有旧注，以其释文肤浅，引证疏略，故并不取焉。”李善之创见，可由标明“善曰”之内容中可以 得知。 　　李注详于释事，也精于辨字释义。过去曾有“释事忘义”之讥评。客观地说，这是一种偏见。对词义训释李氏并未忽略，只是注重释事而已。李注《文选》也相当注意辨字以明义。 　　另外，此书对于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很有见地，启发了后世不少文论家。 　　可见，李善在当时所做的工作，已是多么难能可贵。 　　 　　四、藏词　夸张　顶真　层递的视而不见——李善个人及时代的修辞观局限 　　 　　李善《文选注》修辞训诂并非尽善尽美，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或许是受前人观念的影响，对《文选》作品中大量的“文字”及句式方面的修辞现象，诸如“联边”、“重言”、“通感”、“夸张”等，基本上避而不谈。或许因为李善是学者型的训诂家，对文学作品中存在的“藏词”、“顶真”、“层递”等某些“文字游戏”“雕虫小技”不象名士型的五臣那么敏感，因而更注重作品的源流关系，以旁征博引见长。 　　其实，恰恰是这种看似游戏的语言文字修辞方式，得益于汉语言得天独厚的语言条件，反映了我们汉民族语言的特点，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例如： 　　“《文选卷》二十四·曹子建《赠徐干》：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善曰：《论语》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孔丛子曰：仲尼大圣，自兹以降，世业不替。” 　　按：言君子、小人各有所为，我亦聊且于此闇代，行游朝阙之间。夜行，喻君于闇朝。“游”字是上句结尾中首次出现的词语，上递部分，又在下旬开头以同样的字词形式紧接着出现，即下接部分，上递下接，首尾连贯，气势顺畅，“顶真”出作者无事可作无路可走虚掷光阴之处境。 　　昭明太子《文选序》：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流也。按：“从流”是从善的代称，语出《左传·成公八年》：“从善如流”。这里指从善如流的人，运用“节缩”使得句式整齐。“逆耳”是忠言的代称。语出《孔子家语·六本》：“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截取句子的后半部分，来表示句子的前半部分的意思，是连字割裂的藏前，文字凝炼。 　　“《文选卷》十九·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臣东家之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按：写美人，行文中，字面上却看不到一个“美”字：读者却深感“东家之子”其美绝伦。为什么呢?作者先是运用排比、顶真的句式安排层层递进步步紧缩的内容：“天下……楚国……臣里……东家之子”，按程度逐步升级，上递下接，气势连贯，强调出东邻之子的美丽冠绝天下。读者追不及待地要问：她究竟长得怎么样美呢?作者没有直接正面地回答，而是运用了两相对偶的句式，句内对比的手法，“长”、“短”、“白”、“赤”四个模糊的字眼，极尽夸张之能事，渲染出她的形象标致无比，给人们以充分的想象的空间。一个如此美轮美奂的绝色美女，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实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试想，如果不是综合运用了这么多修辞手法，宋玉能把一个美女写得这样气韵生动、形象引人吗? 　　“《文选卷》二十五·刘越石《重赠卢谌》：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善曰：《家语》曰：孔子云：修事而能建业。注曰；建功业，夕阳西流，喻将老之人也。嵇康《幽愤诗》曰：时不我与云浮言疾也。”按：上句嵌“哉”，下旬嵌“乎”，两个语气词的嵌入，增强了无可奈何遗憾终生之慨：叹时节易度如过眼烟云。刘琨想为恢复晋室建功立业，却功业未建虚度浮生。 　　“伎选卷》五十五·陆士衡《演连珠五十首》：臣闻寻烟染芬，薰息犹芳，征音录响，操终则绝。何则?垂于世者可继，止乎身者难结。是以玄晏之风恒存，动神之化已灭。”“善曰：刘曰：周孔以礼乐训世，故其迹可寻；倪、惠以坚白为辞，故其辩难继。是以唐、虞远而淳风流存，葙、张近而解环易绝也。《字书》曰：薰火，烟上出也。曹植《魏德论》曰：玄晏之化，丰洽之政。《尚书益》曰：至诚感神。”按：此章用设问的修辞方式“明教迹垂世者可寻，妙道在身者难继”(吕延济语)，发人深省”同时，“言寻烟染气，烟息犹香，喻周孔虽死，礼教之风尚在；验音录响，曲终即绝，喻尧舜去世，至道之化乃灭也”(吕延济)，一连串形象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给人深刻的印象。 　　“《文选卷》十八·成公子安《啸赋》：发征则隆冬熙蒸，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霖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行而不流，止而不滞。”“善曰：《列子》曰：郑师文学琴于师襄，师襄曰：子之琴何如?师文曰：请尝试之。于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摁至，草木成实；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钟，温风徐回，草木发荣；当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钟，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征弦，以激蕤宾，阳光炽烈，坚冰立散。师襄曰：虽师旷之清角、邹衍之吹律，无以加之。……《左氏传》吴公子札观乐颂曰：行而不流。《淮南子》曰：流而不滞。”按：巨响像天陷地塌，声势如山摇地震。隆冬奏征调则热气腾腾；盛夏奏羽调则感到草木凋零”初春吹商调则下连绵阴雨；秋季奏角调则万物欣欣。旋律都不固定，曲调不断变更。运动时而不流畅，静止时而不滞停。听觉、视觉、触角相通，啸声之美妙，给人以全方位的立体享受。 　　“《史选卷》十八·成公子安《啸赋》：钟期弃琴而改听，孔父忘味而不食。”“善曰：《论语》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安国曰：不图于《韶》乐之至于斯。”按：古代大乐师钟子期不听瑶琴而改听啸歌，孔子放弃《韶》乐而被啸歌吸引。孔子在齐国听到了美妙的《韶》乐，沉浸在对音乐艺术的回味之中，好几个月都把香美的肉味给忘在了九霄云外。于是，听觉沟通了视觉、味觉、甚至触觉、意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音乐形象转化为有形可见的立体视觉形象。这种以形喻声，赋形于声的写法在修辞上又属移觉(通感)。中国历代诗文中，通感手法颇受文人青睐，比如唐代自居易的“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写歌声如珠，可以说是最为精彩，这恐怕也是《长恨歌》篇中最脍炙人口的佳句之一。 　　王希杰先生以为“语言文字游戏是一种高雅的富有智能的娱乐活动……是健康的”(见《修辞学通论》)，应该客观对待。汉语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有丰富的积极的语言现象有待我们去发现，去认识，进而发展汉语修辞理论。李善《文选注》在这方面的缺而未论，给人以美中不足的遗憾。 　　近年来国内外思想文化界开展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多层次、多程度的复合体。文学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内容到形式无不表现出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结构的投影。语言是将思想记录、巩周并使之传世的工具，语言形式的应用受着使用语言的人们主观的伦理、审美观点的影响。对藏词、夸张、顶真、层递等修辞现象的视而不见，不正是李善个人及时代的修辞观局限? 由《文选注》观照李善的修辞观       乔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