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楠与近代中国西部开发 【内容提要】王树楠是中国近代著名边吏，一生致力于中国西部开发，锐意改革，兴利除弊，积极促进社会近代化，引进推广先进技术机器设备，改革金融货币，兴办教育，推动新疆近代第一次开发建设高潮；治学涉足广博，参与编撰《清史稿》、《新疆图志》等一系列巨著，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他在西部开发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给后续者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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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王树楠是中国近代一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生逢清明末年、民国初期。其游仕则清正廉洁，兢兢业业，官致布政使，锐意改革，兴利除弊，对中国西部开发，稳定社会，抵御外侮，繁荣经济，引进推广先进技术机器设备，推进西部近代化进程，多有建树，留下一串闪光的业绩。其治学涉足广泛，文采横溢，参与编撰《清史稿》、《新疆图志》等巨著，成为中国史籍和边疆史地学的经典之作，是后世治学修史必备的文献，也以名人名家丰富了清代学界和诗坛，产生较大影响。其为人始终关心国家安危，民族命运，从其编年体自传《陶庐老人随年录》及丰富的诗文中，可以触摸到他积极追求社会进步、理想抱负的思想脉搏，感受到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本文仅就王树楠开发建设中国西部的业绩，作一简介和评述。
一
王树楠（1851—1936年）字晋卿，祖籍热河承德直古北口小兴州，生于直隶保定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邓家庄耕读之家。王树楠七岁入家塾，八岁学做诗，“龆龄颖异，出语惊人”。（注：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2页。）十六岁入邑庠，（注：邑庠：县学堂。）次年补廪膳生。（注：廪膳生：明清朝由府州县按时发钱来补助生活的生员。）1872年以读书优异被举荐为贡生（注：贡生：明清朝科举制度中，由府州县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生员。），朝考以教职候选。当时直隶总督曾国藩聘请其祖父在省城保定莲池书院讲学，他在书院随读。曾国藩闻其名，专门召见指导读书治学、诗古文义法，训勉鼓励，谈话两个多小时，他深以为荣。后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见其文章，拍案惊赞，十分赏识，称之为“苏长公后第一人”（注：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2页。），对其文采评价很高。24岁被聘为通志局修纂，26岁考中举人。在志局先后任职十二年，同时继续在莲池书院攻读治学。他素好考订之学，以文会友，结识了劳乃宣、吴汝纶、曾纪鸿、薛福成、朱采、赵铭、崔乃ｈｕī＠①、袁昶、方铨、丁绍基等一代名士，相互质疑问难，获益良多，但在科举考场中却屡次失意。到1887年36岁才会试中进士。初被点任户部广西司主事（注：主事：明清朝各部司官中最低级，官阶六品，进士分部须先补主事。），自感小京官碌碌无为，徒耗岁月，而地方官尚可直接为民造福，实现治国安邦抱负，于是报请外放，改任知县，从此步入仕途，开始仕宦生涯。
王树楠生逢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早年曾目睹了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贵州苗疆、云南回族、西北回民和新疆农民起义，又感受西方殖民主义发动的多次侵略战争和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朝被迫割地、赔款、开口、丧权辱国，内忧外患，兵连祸结，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国民积贫积弱，百业凋敝。生逢乱世的王树楠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国家危难，民族危机使他忧心忡忡；西方列强的侵略暴行，激起他强烈的爱国热忱；孔孟圣贤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的教诲，激励他建功立业，苦苦追求理想抱负，在宦海生涯中搏击惊涛恶浪。
二
1888年37岁的王树楠被清廷选任四川青神知县。青神县地处四川省南部、泯江中游，清代为蜀中极苦之地，任职被视为畏途。当地地狭民贫，水利年久失修，连年水旱为害，人民苦不堪言。鸿化堰引泯江水灌溉农田二万余亩，是全县富饶之地，同时“害之大者，亦惟鸿化堰为甚”。（注：《陶庐老人随年录》卷上，《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页。）按旧例每年修堰浚沟费用由民户按田产分摊，但地主豪强隐田不出，全部开支全摊派给贫民小户，农民无力交付遂流亡撂荒，既使赋税锐减，又成流民之患，是地方首要弊端。王树楠赴任时眉州知州毛隆恩曾指教：“此弊已积四十余年，到任三四年后，利弊周知，然后着手治理，庶有把握。”年富气胜的王树楠则表示：“某到任两月不成，则无能成之日矣”，锐意兴利除弊。接任后三天，便传上下两堰绅民调查研究，雷厉风行地治理整顿。制定《清丈堰亩章程》，历数现状弊端，“水册不足为凭，人心亦皆未允，因循含混，以至于今”，“种种弊端，不可胜数”。确定清丈田亩，分派堰沟维修费的原则，从而以官府行政行为的方式规范了管理制度。为了保证整顿措施的推行和持续实施，王树楠认为：“此事由官办则剔弊为难，由绅办则成功较易”，按照先儒“功约易成，力多易举”的古训，实行民举、民督、共议的管理方式，将鸿化堰灌区四十余沟，每沟设2～5名沟长，由水户公举“公正可靠者”充任。先由沟长持田亩草簿分段清查，然后大水户持簿丈量，相互核实。沟长有弊，则大水户禀究，大水户与沟长共同作弊，则众水户禀究，上下监督，周巡稽察。先清田册，后丈量土地，一处有事，众处会勘；一人有弊，众人共议；如有绅衿阻挠干扰，严惩革名。王树楠亲赴田间，监督清丈，仅二十多天便大功告成。清查出大量隐匿错漏的土地；确定了修堰民工的人数、口粮；上下堰分水日期。当年水利工程开支较往年减少，却“堰水畅流，年岁大熟”。次年，又科学地调整坝高，以缓水势，使之“永免冲决之患，江流顺轨，连岁丰熟”。王树楠清丈地亩，严订章约，抑制豪强，永不得逞，为民造福，“颇为民所亲爱”。（注：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2页。）三年政成，以卓异荐，循声遍川东西。期间曾调省府协助主考官张百熙办理乡试科举，还兼眉州州篆、彭山知县，署理资阳县。
1892年王树楠调任资阳知县。资阳地处四川中部、沱江中游，物产富饶，地少人多，清末社会矛盾激烈，盗案和民间纠纷丛生，“民风好讼，甲于他省”。王树楠初到任三四个月内，每天问案总是三四十起，他有案必讯，有讯必结，除盗案及债账外，无不一二堂便及时了结，自警：“我偷一日之闲，则讼者受全家之累，况羁押乎？生平自誓不敢作此孽也。”（注：《陶庐老人随年录》卷上，《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页。）他问案任人观听，其目的一是杜绝胥吏衙役蒙敝欺瞒；二是以案例教化劝戒民众；三是通上下之情，获取民众理解信任。判案时认真考证核实，力求公正准确。以后诉讼渐稀，每日不过二三起而已，地方日益安宁稳定。
次年王树楠调署新津。新津地处川滇交通要冲，清末袍哥、会党等各种民间秘密结社蔓延丛生，盗匪横行。成都附近邛州（今邛崃）、蒲江、新津、彭山、双流、大邑六属之间，有名巨贼十八支，每支或千余人或数百人，肆意抢劫，而邛州、新津尤甚。新津一向为盗薮，前任知县与驻军营官不和，相互指责攻讦，四川总督刘仲良将知县撤职，营官调回省府，当地遂不派兵驻扎，盗匪更加猖獗，白日横行街市，抢劫烧杀，无人敢过问。县官终日不敢出衙门，大堂上驾设火炮，以备非常。午后即关闭城门。衙役、士绅见状纷纷结交盗匪以自保，官员更加孤立惶恐，只得告病开缺。王树楠将赴任，幕友家丁恐惧畏缩都托故辞去，他接印视事三日盗匪就连抢劫十三家，以示“下马威”、送“到任礼”。第四天又在城西张场毙伤巡逻丁勇，第六天邛州贼首又遣其族人牟某自称调停人，要求按月送贼钱米若干，从此两不相扰，邛州盗贼不再入境作案，并声言各州县官多如此办理。王树楠拍案怒斥，当即将其关押。以后每捕获盗贼，都声言系牟某供指，众贼闻之对牟恨之入骨，谋杀之泄忿。牟某也不敢出县衙一步，只得死心塌地为官府出谋画策。每当获贼，又令其当堂质证，贼无不承认，王树楠分化瓦解，以毒攻毒大见成效。同时招募编练团勇，六属之地稽捕盗贼联合行动，相互支持配合。起初贼还拒捕反抗，后则闻风逃窜，八个月里共拿获盗贼三百余人，按律正法八十余名。通过集中严打整治，五个月之后，新津已无一报盗案。
不久王树楠以政绩卓著调富顺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皆非之”。黑暗腐败的官场是非颠倒，首次宦海恶浪便扑面袭来。王树楠恪尽职守，勤勉图治，反而受诬陷而革职，心灵留下深深创伤。年底怀着满腔悲愤，顶着无情的风雪，远徙投奔同乡两江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素知王树楠的才干，聘其为幕宾，协助办理洋务、防务及文案折奏。当时名士黄遵宪、柯逢时、梁鼎芬等在金陵张之洞麾下，与王树楠朝夕过从甚乐。不久张之洞为给王树楠复取创造机会，命其从上海解运军火到甘肃，王树楠游仕生涯从此从西南转到西北，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陕甘总督陶模赏识王精明干练，聘入幕府专办折奏，并保荐其开复原职。次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又奏请以直隶州知州补用。王赴京引见，清廷根据其在四川治水经历，命署理中卫县。临行前陶模嘱咐：“自古黄河富宁夏，中卫大小二十余渠，唯七星渠为大，但受山河（洪）之害废驰已八九十年，历任（知县）以工程大而且难，至今尚未修复，汝到任后亲自踏勘，究竟能兴复与否，据实告余，此关乎国课（计）民生最大且要者，吾之委汝署理此缺，正为此也。”王树楠深感陶模知遇保荐之恩，更敬重其清正儒雅的人格风度，（注：王树楠对陶模的道德、文章、人品皆钦佩敬仰，称之为“第一知己上司”。陶模去世，王为纪念从此自称“陶庐”名斋，以终生怀念。）当即应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但患人不为，非必不能为也。”
王树楠到职后立传七星渠绅民询明水利兴废之由，又亲自渡黄河赴安宁堡实地勘察，从泉眼山渠到白马、张恩二堡一百七八十里。查明全渠受山洪损毁主要四处：渠口、小径沟、半城沟、红柳沟。其中渠口之南山洪最大，源出平凉固原，即《水经注》之高平川水。每逢山洪暴发，泥石流直冲渠口，年年为患。红柳沟原有暗沟，自道光年间被山洪冲毁，一直未恢复，呜沙洲以下的三四万亩田全都荒废。经规划，王与渠绅议定，渠口修进水闸、退水闸各三座，接连修筑矮堰直抵渠口，山洪暴发时关闭进水闸，开放退水闸，将洪水泄入黄河，不使其入渠；山洪浩大泄之不及时，则翻矮堰溢入黄河，以矮堰调节渠道水位。经小径沟改修飞桥（渡槽），使渠水从桥上流，洪水从桥下淌。在红柳沟重修暗洞，用以泄洪或灌溉白马滩。工程预算万余金，全部由仓粮变价支付，工程完成后由领地受益人口按亩摊还。这样不费国家一钱，而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施工期间，王树楠在红柳沟建房三间，将县衙迁来此现场就地办公务，并实地监督工程，稍有空暇便手持一布伞，上下督工，与民同作同息。经四年艰辛努力终于竣工。他禀定渠章，立碑永遵守。从此水患消除，渠水畅游，荒废之田尽成沃壤。王树楠后升任庆泾固道（今甘肃东北部、宁夏南部），曾署巩秦阶道（今甘肃东南部），又调署兰州道。
入省后，王树楠重点整顿财政税收。鉴于甘肃全省税收由道管辖，省府每年仅收入四十万两银，不及东南一县。王树楠为增加财政收入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针对大布销售，脚夫偷漏，员役干没，财税流失严重，在陕西三原设统捐大局，凤翔府城设分局，征收人口税。大布入甘之始照单查验，无论运经何地，只收落地税一项，不再重征。从而使每年大布税收多达二三十万两，以后又将各种名目的百货厘金改为统税，各地所有分卡一律裁撤，从而杜绝行政糜费和贪官中饱私囊，“商民闻之皆大欢悦”。而省府在实施八个月中就征收一百二十余万两，较前年增长两倍。二是创设蒙盐管局，租阿拉善王察汗布鲁克盐池，在中卫、一条山两处设立税局和盐局，以官商合办形式经营管理，两局相互监督，创办仅两个月收税利两万余两，较往年一年收入还多一倍。可惜不久王树楠奉调离任。人去政亡，因后继者用人不当，两项财税改革遂以流产告终。
王树楠与近代中国西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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