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从爱国激愤到制度寻思

五四：从爱国激愤到制度寻思 80年前的五四爱国运动，给后人留下一笔值得反复审视的精神财富。成功、失败、“直接行动”、法律、秩序、舆论……当时人们激烈争辩，今天依然引人深思。

永垂青史的现代爱国主义

20世纪中国不乏壮烈的群众运动，但胜利且永垂青史的不多,“五四”是罕见的范例。

1．“五四”当天被捕的32名学生和6月3、4两日被捕的八百多同学均获释放，没有受到伤害 。

2．迫使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三个公认的亲日派政客——“卖国贼”的职务。这三人是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

3．迫使北京政府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改变初衷，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4．挫败了撤换北京大学校长的图谋。

这是一曲现代爱国主义的凯歌。“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1）展读当年北京大学生涌向天安门时发出的宣言，中国人不为之动容的恐怕十分稀少。这不是盲目排外的煽情，这次壮烈、持久的爱国激愤的基础是正义，是对国际法主权原则和国家尊严的维护。

一位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的。”（2）这是正义的感召与良知未泯的呼应。

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大清帝国的权贵和义和团民以“天朝上国”自居，自我封闭，冀图剿灭一切外来事物，未尝不出自“爱国”情愫。魏源、王韬、郭嵩焘、严复、康、梁等则开创了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现代爱国主义。其特征是正视本国的弱点，勇于民族自省，以开放心态学习外来的先进事物。两者之间还有各种变形和中间形态。五四是现代爱国主义的新高峰。史家们早就指出：新文化运动孕育了五四爱国运动。启蒙与救亡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多元社会的威力

对外软弱、对内凶狠是近代中国不少政客、武夫的本性。这不是几声呼喊所能改变的。徐世昌改弦易辙另有因由。主要是当时已形成了多元社会的雏形，他不能不正视各种力量的合力 。

“五四”前夕，中国新式学堂的学生总数已达570万。从1903年拒俄运动开始，学界已出现独立的政治集会，成立了一批各种名义的学生小团体。随后，各省和全国性的学生团体相继涌现，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各种规模不一的斗争。（3）在前人积累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基础上，五四期间，学生组织终于成了爱国运动的先锋和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新政中，清政府鼓励成立商会。1902-1912年间，成立大小商会达988 家，（4） 此后还继续增加。清末以降，这些商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对各种政治问题亦勇于发表意见，成为历届政府不敢漠视的力量。5月5日、6日北京总商会便召开紧急会议并通电全国，要求急救(释放)学生、拒签和约、抵制日货。各地商会纷纷响应，群情汹涌。最后由上海商界带头，掀起了罢市浪潮。有的商会甚至领导会员拒纳税款。（5）

有些地方的工人也开始罢工，被当时的一些报纸称之“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6）

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中一些重要人物也公开出面支持学生，反对当局的错误举措。直系重要将领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7）他还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其他将领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南督军张敬尧、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亦反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西南地区(包括现今通称的西南大部、华南和湖南等地)的军政府本来就扬起“护法”的旗号，与北京政府对抗 ，其领袖们更一再发表谈话赞扬学生，要求罢免曹、章、陆和拒签和约。熊希龄、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各界名人，也纷纷指摘政府的作为。这些声音与支持政府的各种声明一一见 诸报端，形成了众说纷纭、多元并存的局面。五四：从爱国激愤到制度寻思